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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一般来讲，文化泛娱乐化的特点体现在内容庸俗化、意义虚无化、创作趋同化 三个方面。
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杜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文化泛娱乐化以消费、技术、快感、世俗等因素的融合消解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影响]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要面对的哲学追问，帮助求解这些追问是文化的深层意义与存在价值。文化泛娱乐化信奉娱乐至上，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弱化了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是对社会价值观和人们精神家园的侵蚀。
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冲击主体身份认同，动摇对“我们是谁”的认知。主体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可与赞同。中华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我们是中华儿女”身份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文化能够帮助回答“我们是谁”的追问。然而，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
其次，文化泛娱乐化冲淡民族历史记忆，模糊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
最后，文化泛娱乐化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引领。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华图教育总结，第一，要提高娱乐节目的文化品格。现代人的娱乐体验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品格做支撑,娱乐也需要表达真性情,显露真情怀,而不是营造虚假的情感氛围,一味搜奇猎艳和追求媚俗的低级趣味,制造文化“垃圾”。对于一些娱乐节目制作机构来说,要把优秀的历史、文化、科教等知识融入节目中,使其体现出高雅的文化品格。娱乐节目与高雅的文化品格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两者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只要创作者本着提高大众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的目的,做到雅俗结合、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一定会吸引更多观众。受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保持清醒的批评意识,拒斥低俗庸俗恶俗的内容,这样才能倒逼娱乐节目不断提高文化品质。
第二,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娱乐节目的发展方向。娱乐节目既然面向大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传播积极正确的价值观。真正富有意义的娱乐节目,可以使我们在观看时思考人生哲理,体验人与人的真情沟通,从而在身心舒展的过程中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提升。我们要通过高质量的娱乐节目和娱乐形式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娱乐节目的社会功能,避免其陷入过度娱乐化的境地。
第三,要加强娱乐节目生产的制度建设。娱乐节目的生产不能是混乱无序的,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统筹规划,使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我们要健全娱乐节目生产的制度体系,建立灵活包容又不失理性秩序的良性运行机制。近年来,面对娱乐节目存在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针对各大卫视制作播出的娱乐节目,加强了相应的治理和规范,旨在发挥监管职能、加强审核力度、促进娱乐节目健康发展。特别是对于节目雷同抄袭、无底线恶搞等现象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和处罚措施,这对于提升娱乐节目品质、优化内容结构,以及提升原创力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只有根据新的时代特点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制定恰当的规范措施,才能更好地实现引领娱乐节目发展的目的。
文章素材*
[精彩标题示例]
文化娱乐化助推文化粗鄙化
电视文化“泛娱乐化”需坚守底线
[精彩开头示例]
作家冯骥才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华文化正在粗鄙化”。国门洞开后，超级市场、麦当劳、好莱坞、NBA、肥皂剧、歌星、影星、球星等商业元素伴随着西方的商业文化倾刻间蜂拥而入。商业文化的“快餐式”属性在网络、电视等强势媒介的助推下，促成了文化的“娱乐化”“眼球化”，并成了当下文化的一个“标签”。标签作用的深化加速了文化的粗鄙化。重塑中国文化的自尊和自信，不能忽视文化的粗鄙化，更不能任其“逍遥自在赛神仙”。
[精彩结尾示例]
电视文化的受众面广，娱乐节目的影响力大，这就更需要坚持追求精神品质的境界，坚守文化娱乐的底线，切实剥离那些滥俗的东西。摈弃浮躁跟风心态，驱散荧屏文化中的“雾霾”，给予观众艺术的熏陶、精神的向往和人文的慰藉，多为社会注入向上的感染力。艺术产品用什么力量培育文化植被、建设文化生态、满足广大观众的精神诉求，已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抗日神剧”“宫廷戏说”“名著改编”，总会引来很多质疑之声。那些不顾史实乃至常识的粗制滥造，那些既无意思更无意义的胡编乱造，让人反感，却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信息爆炸、观点多元、文化多样的今天，应该怎么用好历史资源、做好历史传播，真正让历史对时代说话、向公众发言?
脱下沉重、刻板、僵硬的外衣，换上轻盈、生动、鲜活的步伐，历史的“轻松”背后是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表现。然而，以戏说代替正说，以调侃代替中立，以消费历史代替认识历史，以娱乐历史代替思考历史，可能就跌进了“泛娱乐化”的陷阱——历史变成了市场上的快消品、屏幕里的调味品，变成了抖一个个包袱、造一个个笑料。
“泛娱乐化”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去价值化”。当历史仅归于娱乐之时，也就是历史被虚无主义绑架之时，这直接瓦解着社会的价值底座、人们的精神信仰。正如学者的告诫，如果“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后必然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看看那些起哄让秦桧在岳飞面前“站”起来的，那些围观邱少云“特殊生理结构”的，那些瞎传“村民出卖狼牙山五壮士”的，那些连抗战都可以无所顾忌消费戏谑的……娱乐化一旦过度膨胀，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取向戏谑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种泛娱乐化的历史观，近年来开始弥散到一些肩负讲解史实、传承精神的专业人士身上。有文化工作者把历史当消费，热衷于“戏说”、青睐于“颠覆”;有专家学者把浅薄当学术，花大量功夫研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有婚外情”“李清照词句证明她是好赌好色之人”;有教育工作者把媚俗当创新，穷尽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孔子有私生子、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这种“娱乐”示范，同样会产生“愚乐”效应，尤其是对那些价值观尚未定型、鉴别力还有欠缺的青少年。
其实，很多名篇名著，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远有《三国演义》演绎历史沉思天下大势，近有《故事新编》以古喻今反思社会现象，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可以更好地让历史说话。而以通俗的方式、大众的视角讲“历史故事”，让公众在“悦读”“悦览”中有所悟、有所得，同样有利于传播历史。但是，无论怎样的“历史讲述”，都需要抱有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能罔顾常识、颠倒黑白，更不能消解价值、解构意义。尊重历史而不是调侃历史，敬畏历史而不是消费历史，才是“再创造”时需有的历史观。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回看拥有百余年沧桑变化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史，构建起我们民族最有力的精神底座。向前看，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愿景，成为亿万人民前行的根本动力。端正我们的历史观，以开放姿态拥抱历史，以真诚敬畏对待历史，触摸民族的灵魂、把握精神的脉络，我们才能担负起历史使命，走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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