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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热点相关背景
2016年3月，河南商丘警方侦查发现，有一个平均年龄约50岁、约30名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平时这些人没有正式工作，依靠电话互通消息，帮人“撑场”，参与各种债务纠纷、工程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等等。2017年7月5日，这个“大妈团”的14名主要成员被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8月8日《法制日报》）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钱江晚报高路：这些大妈直接切入欠债者的工作生活，让后者避无可避、逃无可逃。骂骂不过她们，也没她们的耐心和精力，想动粗，对一群上了年纪、“老弱病残”的人而言，这几乎是自找麻烦。大妈团就像苍蝇蚊虫，循着味精确地找到了社会需求，把握住了社会弱点，找到了自己发挥余热的地方。如果不反思她们存在的由来，光靠打击来制止这样的行为，对大妈团产生原因的理解就不是完整的。法律应该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守护神。当公权力力所不及时，势必会产生一些私权力僭越的空间，职业医闹是这么产生的，大妈团也是这么产生的，湖南等地一度横行的“地下出警队”也是这么产生的。欠债不还者，法律应该为债主撑起腰来，该查的财产查清楚，该执行的判决毫不含糊地执行，也就不存在大妈团的生存空间；一些医疗纠纷、劳工纠纷，如果法律解决的渠道有足够的公信力，犯不着找大妈团惹事生非。同样的，大妈团之所以能得逞，也是因为法律某种程度上对年龄网开了一面，如果法律是铁面无私、不因人而异的，那么大妈们采取非法手段之初，就得到制止，也就不会有了后面声势壮观的“大妈团”。
@人民网蒋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一些人找“大妈团”平事，而不是通过正当渠道维权是因为，相对于一些正规渠道的工作人员时常摆出一幅“与己无关，你急我不急”的架势，导致当事人的问题久拖不决；“大妈团”往往主动“请战”，只要给钱“执行力”爆表。必须指出，一个涉黑的“大妈团”被判刑，不意味着良币会自然坚挺。整顿吏治、从严治官、依法行政、依法维权，才是令良币发挥其应有效力的关键。尤其是对掌握公权力与执法权的人，绝不能允许其“无过便是功”心态得逞，懒政、渎职、不作为必须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公职人员拿着纳税人支付的工资，代行公众让渡的公权力，没有任何理由惰于为群众办事与维权。“大妈团”之所以有市场，还有一个原因是陷入纠纷的当事人拿不出法律认可的证据，或者纠纷本身就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对此，能够根据常情分析、形成证据链条的，执法机关应当肩负起中立仲裁人的角色。至于由灰色交易产生的纠纷，执法者也应努力厘清其中的是非，尽可能将问题纳入到法治轨道解决。
@南方都市报欧阳晨雨：所谓犯罪，须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决定罪与非罪的“真正门槛”。再看大妈讨债团，所谓的涉黑性质犯罪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终不过是使人不堪其扰，还钱罢了，戴上“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顶帽子，也不甚合适。如果这都可以算严重破坏，谋财害命之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又该如何定义呢？
老实说，对大妈讨债团的实际量刑似乎有些偏重了。在刑法上，之所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拳出击，是基于这种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判处十年以上的重刑，是那些讨债大妈拿人钱为人消灾时所没有想到的。据报道，她们中的很多人，家庭经济拮据，甚至有病在身。为了讨债赚钱被处重刑，也没闹出什么“大动静”，很难说罪责刑相一致。况且个别大妈已是七旬奶奶，有的还是盲人，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难道这些量刑也都是“优待”的结果？
其实，从种种迹象看，大妈讨债团的行为更应单独定为寻衅滋事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三款，“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 寻衅滋事 ，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审视大妈讨债团的违法行为，更契合非法索债型寻衅滋事罪的特征，而不应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
司法审判是一门精深的艺术，这不仅是如何将案情僵硬或强行套上法律条文，更应是综合法律、天理、人情执掌正义天平，而这也决定了司法公信力。具体到这起涉黑案件，司法机关应当秉承法律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让裁判结果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潇湘晨报周东飞：在社会这个层面，正常的问题解决机制，当然不应当包括“挟大妈以自重”、借大妈来达到要债的目的。有不少人这么干了，甚至让“大妈要债”成为一种模式、一种强劲的市场需求，这意味着正常机制一定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诚信之稀缺。欠人债务，一定要等到别人弄出非常手段才想得到归还？然后，要检讨的是法治渠道成本过高的问题。本来，私人恩怨难决可以寻求公权力的裁判，可是有人却偏偏不信法律而去信大妈，他们也讲得明白——“诉讼成本太高”。
借助黑社会要债，与利用大妈要债，都是救济渠道不畅下的扭曲选择。眼下，大妈们操心的是能否洗脱“涉黑”的名声。而那些看得见、看不见的要债的人们，他们在“大妈要债团”覆灭之后，要将目光投向何处呢？毫无疑问，应该是法律本身。但这也需要执法者更好地作为，让更多的人自觉走上公平正义的大道。
@胶东在线袁庆峰：不得不说的是，债主的诚信焦虑和法治焦虑也是催生涉黑大妈讨债团的重要因素。当前，社会上的确存在着因为一些缺少诚信、不能及时履约的不良商家而衍生的大量难以及时解决的债务纠纷。诉诸法律的途径解决的过程往往较为漫长，而寻求大妈讨债团来解决债务纠纷时，因为谁也不愿和大妈们过多纠缠，所以往往不仅能顺利解决债务问题，而且投入的成本也不高。债主们利用了老人的弱势作为讨债的利器显然是不道德的。
这些处于现实焦虑中的老年人本来是最需要社会和家人关照的群体，她们需要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陪伴，法律法规知识上的普及。然而，她们没能摆脱现实中的种种焦虑而成为了讨债团的一员，最终，于一次又一次的讨债过程中，在由打法律的擦边球到涉法犯罪的道路上一步步越走越远。
放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考量，大妈讨债团被认定涉黑，这不仅是法制之殇，更是社会之痛。这因种种现实焦虑而生的负面样本，对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和有着老人的家庭来说，不失为一种警示。
华图解析：一群老人，其中还有不少人身患疾病，他们本属于令人同情的对象，但是为了一点讨债的好处，竟以体弱年迈作为武器，一次次走上讨债的最前沿，这不禁令人齿寒。这种行为已经触犯国家法律，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犯罪。
剖析“大妈讨债团”的由来，当不外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比如闲来无事；精力充沛，想有所作为；利益驱使，挣钱又管饭等。但最主要的底气支撑，当为固守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常识性认知，以及自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使命担当。
这种语境下，要想遏制“大妈讨债团”之类的非法讨债乱象，不仅需要唤起讨债者的规矩意识和法治理念，引导人们走出不信法、只信闹的“闹大维权”思维怪圈，更需政府部门加大对民间“讨债难”问题综合施策的介入与治理。 否则，即便能暂时消除“大妈讨债团”现象，恐怕也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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