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从“四普数据”看中国经济潜力后劲

　　我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简称“四普数据”)，以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以全面、客观和权威的数据，充分展示了2013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变化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我们寻找和破解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根源，很有启发。

　　从“四普数据”看，从2013年底到2018年底，我国二、三产业各项主要指标增速呈现出典型的梯级分布特点：企业数量增长率(100.9%)>企业资产增长率(95.9%)>营业收入增长率(32.6%)>从业人员增长率(7.6%)，呈现出典型的“两快两慢”特征。“两快”是指二、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和企业资产规模均翻番，“两慢”是指二、三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相对缓慢。通过对“四普数据”的系统分析，再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外部环境，制约我国经济更好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破除制约因素的改革发展政策当然也需要从这些方面着手。

　　第一，找到撬动国内消费市场的“钥匙”，是实现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

　　二、三产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从“四普数据”看，简单加总，我国二、三产业总收入接近280万亿元，其中约100万亿元为最终需求、180万亿元为中间需求。从总需求来说，我国二、三产业对境外市场的依赖度约为10%，其中服务业约5%、制造业约20%。可以说，二、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内需。国内需求增速缓慢，是二、三产业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其中，制造业受国内需求的影响更为明显。

　　国内需求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创造投资需求的能力和效应大幅下降。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持续推动着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工业投资需求高效释放，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资需求持续下降导致工业领域中能源资源采掘加工业、大部分装备制造业和建筑业出现了明显的需求不足，收入增长缓慢。

　　与此同时，国内消费需求增速也在逐步放缓。具体表现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率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率差异拉大。制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债务持续上升和部分富裕人群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不够稳定和社会保障不够完善。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既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发挥互联网时代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又要注重从需求侧发力，最大限度将内需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推动国内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对此，各级政府都要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来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着力解决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当期消费支出增长率又低于收入增长率的状况。关键是要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从降低金融和房地产投资收益预期、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引导居民适度降低当期储蓄率。同时，要提倡宜居适住的现代居住观念，防止居民在住房上支出过高、债务过大。

　　第二，需改变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过快、投资回报率逐级下降的态势，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

　　“四普数据”表明，即使撇开金融资产，我国二、三产业实体经济总资产也高达590万亿元。企业资产规模增长速度较快，但收入增长缓慢，利润则几乎不增长，这造成企业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逐级下降，实体经济总资产回报率增长缓慢。为何如此?主要原因是企业资产规模增长太快、绝对量太大。我国企业利润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偏高，但是拿庞大的资产规模作分母除下来，总资产收益率仍然较低。

　　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是投资的“总指挥棒”。当资产收益率低于正常水平，就会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可能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投资领域。对此，必须对二、三产业的资产进行全面“消肿”，更好提高投资收益率。一是要加快对“僵尸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压缩资产泡沫;二是要优化财务制度，改变折旧方法，根据技术替代情况加速折旧;三是要完善国有资产考核制度，将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四是要完善股权融资制度，改变“股权融资没有成本”的错误观念，防止企业盲目进行股权融资、扩张资本;五是要推动行业组织和相关机构不简单以资产规模和行业收入为依据对企业进行排序，以此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提高资产收益率。

　　第三，劳动力宏观流向态势值得重视，劳动力要素宏观配置效率亟待提高

　　从“四普数据”看，我国劳动力流向呈现出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单位法人机构流向个体户的趋势。2018年末，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2013年末增长7.6%。具体来看，二产从业人员减少2005万，下降10.4%;三产从业人员增加4726.2万，增长28.9%;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增长5918万。

　　我国劳动力的宏观流向值得重视，很多行业和领域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实现了五年翻番，但是这些行业和领域在经济中的占比并没有明显提升，可见这些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我国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领域流向了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领域已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宏观配置存在结构性不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